奥丽安娜·法拉奇
奥丽安娜·法拉奇于1929年6月29日出生于佛罗伦萨，当时正是墨索里尼独裁统治的时期。她的童年完全被其反法西斯积极分子的父亲所影响。他是一位对自己的选择与理想如此坚定的父亲，以至于当时年仅十岁的小奥丽安娜也对此深信不已。长大后，她在父亲的带领下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并最终成为了以反对纳粹争取自由为目的的志愿军中的一员。对于奥丽安娜•法拉奇来说，那是一段十分艰苦的岁月，可能也正是期间所经历的那些磨难造就了她铁娘子般的性格。在那段日子里，奥丽安娜从意大利军队身上知道了什么叫荣誉，当年她十四岁。
结束了政治活动之后，她决定投身于积极持续的写作，并立志以此为一生的职业。在写小说之前，奥丽安娜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用在了当记者上，并凭借她对当代事件准确独到的分析点评在全世界获得了成功。刚开始她为很多家报纸撰写专栏，但很快报社社长们就发现了她的才能。他们开始把一些重任交给她，例如对一些首要政治人物的采访或是国际大事件的报道。她卓越超群的能力把她带到了“欧洲人”，一份在新闻和文化内容上都很有深度的周刊。接着她又同其他欧洲及北美的报社进行了合作。
在她做的许许多多的采访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要数对伊朗神权政府领导人Ayatollah Khomeini的访问。这是个不太承认女性权利及尊严的男人，而奥丽安娜•法拉奇却恰恰是一个一直提倡女性权利的先锋。所以我们不难想象这两个意见如此相持的人之间的对话会是何等的精彩绝伦。
在她对政治人物的最著名的采访中，至少在美国人的记忆中，那次同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之间的对话可谓数一数二。在接受奥丽安娜•法拉奇采访之前，基辛格从来不愿意在媒体面前曝光他的私生活。在采访中，奥丽安娜•法拉奇以恰当的方式向他提出了很多从未在其他受访者面前提出过的问题。法拉奇想请这位美国国务卿说一下自己对名人的定义，不过一开始遭到了基辛格的拒绝，但最终在法拉奇坚持不懈的连续“逼问”下，他终于开口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骑在马上的牛仔，独自带领着一队人马穿越沙漠。也可以说是一个西部牛仔，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叫的话。”有趣的是事后法拉奇却出人意料地表示这是她做过的最坏的访问！
而对于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奥丽安娜·法拉奇做过的最重要的采访是和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伟人——改革开放的领导人邓小平的那次。法拉奇的尖锐言辞，总是切中要害的问题以及邓小平睿智的回答构成了当时紧张但又不失友好的气氛。她对邓小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在将来是否会取下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画像。邓小平十分肯定坚决地回答道我们永远不会取下毛主席的画像，它会永远挂在那儿！那一刻深深地感动了所有中国人民。在采访结束之后，邓小平这样形容道奥丽安娜 • 法拉奇——一个优秀而且非常理性的女人。。。
除此之外，她对费德里克·费里尼和肖恩·康纳瑞、阿拉法特和冯·布劳恩的访问也同样令人难忘。由于法拉奇在战争中曾身为抵抗运动中的一员与纳粹分子作过斗争，所以当面对冯·布劳恩——希特勒政府的前士兵及科学家时，她不免对那些和冯一样将父亲送入监狱并对他拷打折磨的法西斯分子充满仇恨，因此在采访中对冯·布劳恩也充满了敌意。
最终，奥丽安娜在一本名为《风云人物采访录》的书里结束了所有她和全球名人的对话。在书中她写道——在每一段个人经历上，我都会留下一点自己的心情，也会把所见所闻当成自己的事而参与其中并受其影响。（事实上我在每一次精神决择上都会习惯性地以之前的采访为基础）
作为作家，奥丽安娜也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她的大量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尤其是在70年代后，几乎她的每部作品一问世即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在得到认可之后不久，她又获得了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
在这儿我不想描述她最出名的那本《一个男子汉》或是《愤怒与时钟》。我唯一想提及的是《一封给从未出生孩子的信》。这本书的诞生起因于作者的流产经历。与其说是小说，它更像是一部自传，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温柔而又充满母爱的法拉奇，一个对生命及死亡带着疑惑和痛苦的法拉奇。书的主题关于一个未婚母亲对她未出生孩子的爱，在其中，法拉奇道出了她对爱恨及生死的痛苦思考。我们也可以把这本书归为女性文学之列。它向我们叙述了女性内心的故事或者说是内心的感受。法拉奇经常通过她独特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书中的母亲向未出生的孩子讲述了三个看似普通但其实意喻深长的童话故事。童话本身非常简单，但在阅读之后所有人都会感受到自己内心的特别对于女性的感动，因为它们不是平常的故事，而是对爱情、权力及如何判定人的分析。至少在我看来，正是这三部分内容才使这本书变得如此重要。在“信”之前，奥丽安娜·法拉奇给我们的形象一直是坚强不屈、果断坚定的，而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法拉奇柔美的那一面。但即使是在一本如此甜蜜，如此洋溢着母爱的书中，我们仍然能够窥出毅然决然的斗争意愿、明显的政治身份及对现实生活的批判。
1993年时法拉奇来到了中国。在挤满了来自不同大学同学的中国科学院礼堂，她作了一次精彩的讲座。在讲座后的提问时间里，一位意大利语专业的同学说道：“我来这儿不是来向您提问的，因为在我开始读您的书的那一刻，我就已经知道了您的答案。我到这儿来只是想代表我个人和我同学对您表示再次的感谢。我们要感谢您是因为您在书中教会了我们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件事：勇气和自由。”
虽然在其他人眼里看来，奥丽安娜·法拉奇的行为举止往往匪夷所思，但她一如既往始终热爱着她的祖国——意大利。她对意大利表达出了那发自肺腑热情似火的爱。
“我是意大利人。那些认为我是美国人的笨蛋们都错了。我从来也没申请过美国国籍。许多年前，在名人颁奖礼上，曾有一位美国大使想授予我国籍，在谢过他的好意后我回答道：‘先生，我在美国有受到一些束缚。在这里我总是和人争执，我时常责备美国，或者说我被美国牢牢地束缚住了。美国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情人，甚至可以说是丈夫，对于他我会永远保持忠贞不愉。假设他没有背叛我的话。我爱这个丈夫。我永远不会忘记要不是他当年不怕麻烦地挑起了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争，我今天说的将会是德语。我永远不会忘记要不是他当年和苏联持续的冷战，我今天说的将会是俄语。我爱这个丈夫而且他也对我不错。我喜欢到达纽约时在把护照和居留证递给海关人员后，他会对我微笑地说：< welcome home> 在我看来，这是个多么高尚诚挚的举动。此外，我还会记得美国永远都会是那些失去了祖国的人民的避难所。但祖国我已经有了，先生。我的祖国是意大利，意大利是我的妈妈。’”
明星制造--浅析法拉奇成功的奥秘
内容提要：欧丽亚娜·法拉奇(Ｏｒｉａｎａ Ｆａｌｌａｃｉ)是２０世纪最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和小说家之一，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被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她那传奇的一生，吸引了无数渴望探险的人们。那么，她是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明星的呢？本文将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关键词：法拉奇 采访 新闻 明星
欧里亚娜·法拉奇(Ｏｒｉａｎａ Ｆａｌｌａｃｉ)，1930年6月29日出生于意大利的
佛罗伦萨，被人们称为20世纪最优秀的女性之一、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之一、最优秀的小
说家之一。一个人跻身于其中任何一个，都会被视为了不起的成就，何况得到这么多领域的
认同？她在新闻界取得的成就被视为一个奇迹，作家圣·阿里科说她取得了一般的新闻工作者用１５０年的时间也不能完成的新闻业绩。
她既是新闻工作者又是小说家。从小她便博览群书，埋头苦学，梦想当一名世界闻名的作家。现实迫使她选择了做记者。不过，她却是隐身于新闻工作者队伍中的小说家。不说她的《印沙安拉》被誉为20世纪的《伊利亚特》，单从她的新闻报道方面来看，《风云人物采访记》，可以说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政治关系风云录。法拉奇本人就是一本书，她的妹妹宝拉评价说：“我姐姐是一本敞开的书。这书是用中文和梵文写成的。”j对西方人来说，中文和梵文意味着神秘。本文就是要试着揭开法拉奇神秘的面纱，主要从她时刻将自己置于舞台中心和独特的采写风格两个方面来浅析她成功的原因。
一、舞台中心的主角
法拉奇从一开始就找到了一种适合表现自己的方式：新新闻主义写作。后来她不断地对之加以锤炼、改进。新新闻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新闻学流派之一，熔新闻与小说于一炉。倡导新闻必须提供比事实更重要的东西，即写作的风格与质量，使受众在阅读新闻时不仅获得事实，更重要的是获得阅读时的审美愉悦。从法拉奇的新闻实践看，她是一位新新闻主义理论的实践者，用文学手段代替传统的报道是法拉奇的长处所在。她强调新闻不仅要有引人注目的重大的、吸引人的、具有刺激性的事件，同时，更要有作家自己的思想，特别是要使文章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气息。法拉奇说： “我是一名演员，一个自我中心者。只有把我放人报道中时，该报道才是最好的。”k法拉奇把写文章当作了供自己表演的舞台。她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观点、见解、感情和倾向融人报道中，对所写人物自由地进行道德判断。她极少借助纯粹的记录性陈述，而是始终在叙述中掺杂着个人的感受。她不承认新闻报道中存在着公正与客观，觉得所谓的客观性是虚伪的或假想出来的：“记者写报道的时候只能凭自己的良心。”l
她运用文学化的新闻工作表达自己，并把她本人的一切突显在作品的内容中。我们在她的作品中与她共同经历冒险事件，共同体验爱情滋味，共同分担哲学与政治上的焦虑。正如圣·阿里科所说：“法拉奇把自己造就成了明星，她是现代神话创作过程中的典型代表。”m犹如当年的格瓦拉、海明威，她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物。
法拉奇作为一名记者介入新闻报道使文章自始至终都令人激动。在报道为采访玛丽莲.梦露所做的种种努力中，她将自己寻找梦露的过程活灵活现、生动细致的描绘出来，让读者与她一起体验寻“梦”的激动。她采用第一人称的报道方式，让整个世界都把她为一睹女星风采而进行的艰辛历程当作中心话题来谈论，展示出她自己的个性。梦露没有见到，但人们却认识了一个明星般的女记者。意大利读者为法拉奇疯狂，而不是为梦露。美国最大的城市关注着法拉奇的努力，记者们都想报道她，四处追随着她。她把自己的声音、把悬念融入叙述，让读者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在文章结尾邀请梦露方便时到她家做客更使报道充满了喜剧化的色彩。
法拉奇总是以第一人称的亲历式报道完成作品，她将个人经历的点滴细节插入作品，通过个人的感受和判断，以真实感获得读者的信任。在许多重大事件的报道中，法拉奇本人既是事件的亲历者同时也是讲述者，其作品就是亲历者与读者“面对面”的讲述和聆听。但没有牺牲过准确性的原则。
1968年9月，第１９届奥运会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举行，此举招来的是大规模的学生反政府运动。她在报道中让事实说话，但却依然牢牢占据着戏剧舞台的中心。在参加一次遭军方野蛮镇压德学生示威活动中，法拉奇身受重伤，《奥丽亚娜·法拉奇报道：血洗之夜我不幸受伤》讲诉她的历险经历： “子弹在我们头上呼啸。我听到人们在呼喊。……我左边那个人受了伤。……一颗子弹打穿了水管，水向我们喷射过来，我们……浸泡在被血染红的水里。”n作品具有类似历险小说的特征，率直有力，引人人胜。附带的照片有力的补充和说明了她的个人形象。作者在这里巩固了她女英雄的形象：面对专制主义，一位追求自由与公正的女记者挺起了胸膛。
真正使她赢得巨大荣誉的是对越战的采访。她以《欧洲人》周刊记者的身份来到越南采访越战，在战争中数次被弹片击伤，幸好及时被送到医院救治。她开始了一场“探讨事实真相的战斗”，及时而又切中时弊文章被世界各国的报刊广泛刊载或转载。丰厚的文学底蕴为她的文章拓展了广阔的艺术表现空间，文学的视点使其新闻作品更具穿透力，更善于多层次、多角度地审视和剥离事物，展现出了许多记者“看不到”的东西。她用虚构的手法撰写非虚构作品并在文章中将自己塑造成东南亚的明星。
她正在成为一个锋芒毕露、渴望控制他人的那位“法拉奇”，在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不断重塑和强化着自己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已然是一位冉冉升起的明星。不过，使这颗明星光芒四射是在她采访英吉拉·甘地、瓦文萨、 基辛格等政治巨头的时刻。
二、政客头疼的记者
法拉奇早年的闻名为她能够有机会采访到各国的政治巨头奠定了基础。她采访过邓小平、基辛格、甘地、瓦文萨、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头。面对这些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她始终摆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并让全世界为之叫好，让那些大人物感到害怕。她的采访方式，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更像吵架——与各国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吵架。法拉奇拥有桀骜不驯、藐视权贵的个性和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她在每次采访前都做认真、细致、严谨的准备工作，因此能够面对众多世界政治风云人物，不卑不亢，主动进击，写出一篇篇独树一帜的政治访问记。
成功的谈话方式也是十分重要的，她善于提出一些让人无法拒绝的出其不意的问题，让对方不知不觉的掉进圈套。
她向往绝对自由，极端痛恨权力，认为暴君或总统，刽子手或将军或受人热爱的领袖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不人道的和可憎的。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当她采访这些人物时，总乐于提出刻薄、刁钻、尖锐甚至尖酸的问题，令对方头疼不已。而她正是以提问尖锐、言辞雄辩、透视独特、资料新颖的新闻个性而影响日增的。她在采访中常常与采访对象争论起来，把提问变成正面攻击。许多叱咤风云的政坛要人都在她炮火般的问话中流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正好是她想要的。
法拉奇看基辛格是个：“粗壮的矮个子，顶着一个羝羊般的大脑袋”。在采访他的时候，她问道：“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选择谁?”o这种问题大概只有法拉奇式的才能问得出。在法拉奇的旁敲侧击下，基辛格发表了他著名的牛仔言论。就因为这个言论，基辛格饱受新闻界的批评，他在接受其他记者采访时声称接见法拉奇是自己“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
在采访南越总理阮文绍时，她想获得他对外界评论他是“南越最腐败的人”的意见，当直接问他时，阮文绍矢口否认了这种传言。法拉奇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了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得到了上述问题的肯定答案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应行存款和住房，对吗？”p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澄清这一“传言”，他不得不详细地道出他的“少许家产”。如此一来，阮文绍是否真的如传言中的那么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富裕，已呈现大家面前，读者大可根据他所列的财产清单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她同样借问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是否会永远悬挂着来了解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
总之，冒险、冲突、历史事件和个人风格使法拉奇的采访记精彩纷呈。法拉奇力图使自己的采访记具有文学美，将文学性融入报道中，认真精确记录每一句话，按事先构想好的方式撰写采访。这些采访记不仅体现了法拉奇的新闻采访技巧和专业训练素质，而且放射出一种罕见的精神力量：挑战权力，拒绝谄媚。《风云人物采访记》被《华盛顿邮报》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滚石》杂志则称其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文集。”连《花花公子》杂志也忍不住评论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法拉奇的采访中有答案：那些自吹自擂的家伙们在左右着世界。”q就凭这本书，法拉奇确立了她的“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地位。
在采访世界风云人物的过程中，法拉奇本人同时成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也成了被新闻界追逐的风云人物。她的一次次采访是制造神话的过程，是某种仪式，这种仪式使得她一个一个地遭遇巨人哥利亚，并且一个接一个地战胜他。在公众的心目中，她的经历近乎神话，而她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在不断地重塑和强化着这个神话，凸现着一个为追求真理与自由而不惧死亡、正直无私的新闻工作者形象。
当然，一个人能否获得成功是由许多因素共同构成的，既要有自身的主观努力，也要有客观的条件机遇。法拉奇的人生经历本就是常人无法企及的。她亲历二战，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她还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这些丰富的经历与她的成功相互交织，塑造出了明星般的奥里亚娜·法拉奇。不管法拉奇用的是什么方法，她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是不争的事实。分析她的成功之路对后来者不无裨益，这也是本文的目的之所在了。
奥利亚娜·法拉奇：向死而生
覃里雯
这个女人有无数仰慕者，我只是其中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她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记者的教母。1993年，当她像个真正的偶像一样来到北京时，她仍得到许多年轻人的拥簇。即使从不读她作品的人也知道，她采访过整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风云人物，不是作为记者，而是作为战士（她自认为还是历史学家，但是这很难得到普遍认同）。无论是喜爱和尊敬她的，还是厌恶和回避她的，没有人能够拒绝她的采访，包括轻视女性的霍梅尼在内。而她在他面前挑衅地扯掉了面纱，扔在地上。你也许认为这是一个西方记者在做表演，但是，当穆斯林极端组织宣称要暗杀她时，73岁的她拒绝了美国警方的保镖。“被人跟着？我宁愿死。”她说。她坐在因接受其采访而终生后悔的亨利·基辛格对面，突然发问：“你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不是？”“我知道，”以色列总理沙龙喃喃地对她说，“你来，是为你脖子上的骷髅项链增加一个人头。”凶猛、机智、狂热，对采访对象和反对者而言，她是一个噩梦。
和她那些拙劣或杰出的模仿者不同，法拉奇的写作从来不受和平这一词汇的威压。对她而言，战争是生命，而不是戏剧，不是等待掌声的舞台。在与亨利·基辛格、阿里·布托、海尔·塞拉西这些领袖进行言辞的战争之前，她曾经进行过真正的战争。在童年时代的佛罗伦萨，她参与了父亲领导的抵抗法西斯地下运动。用瘦弱的手指学习使用手榴弹给她留下了终身印记。“作为一个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战斗。也就是更多地观察，更多地思考和创造。同样，如果你生来贫穷。生存是你最大的动力。”成长时期的经历通常决定了一个人的终生气质，她受着死亡的困扰，最终，她与之拥抱，融为一体。无论在她史书般的《风云人物采访录》，还是在为死去的伴侣所作的小说《人》，或者是在她为未能实现的母性进行的冗长辩护《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
直到风雨暮年她才承认这一点：“人们应当看到，我所有书的主题都是死亡。……谈论死亡，或提及死亡，我对死亡的憎恨，我与死亡进行的斗争……自由只是许多其它因素中的一个。推动我写作的力量，是我对死亡的强迫性纠结。”
在对死亡进行的斗争中，写作几乎是惟一的方式。她用自我摧残的方式写作，早晨8点或8点半，一直到傍晚6、7点。“没有中断”，她告诉采访者，“不吃，不休息。我写作时比平时更能抽烟，一天大约50支香烟。我晚上睡得很糟，我不见任何人。不接电话。哪儿也不去。我不管周日、假日、圣诞节、新年夜。我变得歇斯底里，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多写些东西，我会非常不高兴，非常不满足，并且有负罪感。我写得很慢。强迫性地不断改写。所以我又病又丑，很瘦，而且长满皱纹。”
这样一个女人也许并不值得尊敬。她的文笔平平，逻辑混乱，只对自己喜爱的人有不可*的同情心。她像她采访的那些独裁者一样对待自己的传记作者，在其传记中抹掉令自己不快的内容，甚至改变自己曾说过的话。她的历史知识似乎仅限于战争部分。9·11之后，她在一片沉默中忽然爆发，发表了一本《愤怒与骄傲》，对伊斯兰文明进行了一场毫不留情的、感情用事的谩骂。在去年10月一次对美国听众的讲演中，她让自己成了真正的煽动者：“（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仇恨像被风吹旺的火焰般膨胀。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是军事的。它是文化的冲突，宗教的冲突。最坏的事情尚未来临。”她比美国右派更坚决地支持小布什的战争，“我为何反对这场战争此时发生？因为它早该在一年前就发生。”如果盟军早一点开始反击，意大利将早一点脱离墨索里尼的铁爪——当她毫不犹豫地从历史中摘取比喻时，愤怒是她惟一的导师。
但是当我们钦佩一个人，并不全是因为他的正确。无论后世怎么看待这个既不原谅也不乞求原谅的亚马逊战士，她的勇气令人钦佩。她不为任何党派、意识形态或群体而战，她单枪匹马面对自己的敌人。无论是反对强权、欺骗、暴行、无原则的和平，她惟一的理由来源于自己，而不是他人的理论。她只有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任何处于两者之间的感情都会对她造成伤害，因为它们的浅淡导向睡眠、漠然和死亡。她没有一刻停止斗争，像一架被毁坏了的战车，一路留下迸裂的木屑和螺钉。我们无人能追赶在前。
当我们试图以统一的逻辑来衡量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哪怕是一个新闻记者时，我们总是为自己所谓的冷静沾沾自喜。在这样一个与她盛年时极为相似的时代里，法拉奇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或者说，由于她对自身道德立场的勇气无人可替代，我们试图将她一笔抹杀，以证实自己的合理性。如果不是丹·拉瑟在萨达姆面前的惶恐使我们开始怀念法拉奇，至少也是因为，在一个惶然无序的世界中，法拉奇试探了人的道德立场之终极可能。如果人们在无尽的观望和等待中沉睡，她会踢开卧室的门，向你扔来一把椅子。“起来和我决斗！”她大喊，“在死亡到来之前”。没有人可以转身继续昏睡。
傲慢与偏见———神话背后的法拉奇
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法拉奇虽然宣称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历史，并以一个追求自由真理不畏强权的斗士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作品也被西方誉为“二十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见证”。然而阶级本能的偏见，使得她并不能在所有事情上做到客观公正。作为一名美国文化价值观的狂热拥护者，她往往以西方的价值观去评判自己的采访对象，使得她的采访记中多处充斥着难以令人容忍的谎言与偏见。 (一)新闻记者的阶级立场决定了法拉奇的阶级偏见，客观真实、全面公正等新闻原则被抛置脑后。 法拉奇对波兰工会主席瓦文萨的采访中的表现，自己也感觉到不满意。她不得不承认：“这是我生平惟一一次不为之骄傲的采访。这就是原因，我生平第一次不够真诚。”说“第一次”可能言不由衷，但她确定“不够真诚”。在采访中，她本能地感到瓦文萨傲慢、无知且充满攻击性，也不能尊重她。然而在把录音带上的内容转写成文字稿时，却感到左右为难。 “我该不该写下真实的瓦文萨，说他是教堂的傀儡，为人傲慢，无知等等。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帮了俄国人和波兰共产党一个忙。因为他们想击垮他和联合罢工委员会。要么我应该像别人一样说瓦文萨是个好人，为波兰民主的诞生倾尽绵薄之力呢?” 思考的结果，出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的考虑，法拉奇摈弃了自己的真实观点，发表在杂志上的采访记里找不到丝毫贬低他的言论。也许有人认为法拉奇觉得她的真实言论发表在一家意大利杂志上会有碍于波兰“自由社会”的建立，所以说假话，而我更倾向于相信这是出于一种阶级本能偏见的反映。因为对波兰副总理拉科夫斯基的采访更能证实她对共产党的仇视与偏见是多么深，以至于使她再次抛弃了她宣称的孜孜以求的公正等原则。 拉科夫斯基给法拉奇的印象不错。“他看上去是个聪明人，是个开明的共产党人，是个像恩里科那样的民主的共产党人。”但是她对他的尊敬到采访记发表时就消失殆尽了，法拉奇写道： “我本可以对他更宽容些的，但政治考虑再次左右了我。他是共产党员拉科夫斯基。我不信任他。” 法拉奇不肯让自己所写的文章成为共产党的宣传材料，从而使自己成为政治工具。对瓦文萨一味地赞美，而对拉科夫斯基却不尽然，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 １９６９年，法拉奇采访了越南的常胜将军武元甲。怀着对美国在军事上受挫的懊丧，法拉奇仿佛不甘心美国在军事上的失败以及阮文绍军队的无能，在采访记中拼命为美国和南越打气，并不失时机地攻击北越，甚至对武元甲将军的相貌评头论足，进行刻薄的描写： “他的脸颊臃肿，布满青筋，从而使面容成绛紫色，这不是一张惹人喜爱的脸，绝不是……才能看清他那令人兴味索然的面目：大嘴巴、小牙齿，扁耳朵、大鼻子，一头黑发几乎罩往了半个脑袋，前额消失在黑发中…… “他的两只小手臂不停地挥动着，表现了一个自吹自擂者的得意神态……” (二)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决定了法拉奇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阿拉伯世界的敌视与不公正。 对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人物阿拉法特，西方媒体对他进行了大量的片面宣传，普遍对他印象不好。法拉奇作为一个西方人，以色列的同情者，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自然对阿拉法特也没有什么好感。 １９７２年，法拉奇终于见到了阿拉法特，在采访记的前言中，她满怀偏见地写道：“我早就料到，采访阿拉法特绝不会得到足以使人难忘的收获，更不可能获得有关他的情况。” 并断言道：“由此可以看到，一个相信战争的阿拉伯人和一个不再相信战争的欧洲人之间的交谈，是何等的艰难。当然，还因为这后者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厌恶仇恨，而前者则信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准则。实际上这是妄自尊大的集中表现。”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受到基督教熏陶的、厌恶仇恨”的文明欧洲人法拉奇是怎样表现的吧。在前言中，法拉奇首先恶意地对阿拉法特的相貌进行贬损，她写道： “第一眼看上去，他并不像一个掌权者或是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人…… “他身材矮小……连手和脚都很小：太小了。几乎难以支撑住他那粗壮的双腿和那由宽大的臀部、多脂肪的腹部组成的肥硕身躯，在这五短身材之上是一个戴着头巾的小脑袋。” 会面是从晚上１０点钟开始的，当时在场的有一位身材高挑、风度潇洒的保镖，法拉奇借此大做文章，写道： “也许是因为阿拉法特无比自豪地把这个人带在身边，我更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个美男子不仅仅是一名卫兵，拿我们的话说，是他的一位非常亲热的朋友。” 法拉奇对阿拉法特的外貌进行的贬损和对他的性倾向的暗示，一方面表明法拉奇采访风格中好斗和缺乏职业道德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阿拉伯世界的骨子里的偏见。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地区产油国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展开石油斗争，反对以色列和西方的支持者，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震撼了全世界。 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一员，法拉奇本能地仇视来自产油国的这场正义斗争。１９７５年８月，法拉奇在吉达采访沙特的石油部长亚马尼。整个采访录就是法拉奇本人仇视阿拉伯世界和对其充满偏见的最好说明。 在采访记的前言中，她采用倒打一耙的手法，满怀仇恨地写道： “这些新的米达斯国王，可以用我们在几年中付给他们的亿万美元买下整个世界，他们可以威胁、讹诈和凌辱我们。” 让我们来看一下法拉奇与亚马尼对话的片断，法拉奇完全袒护西方的立场和仇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险恶用心就昭然若揭了。 法：像１９７３年伊朗国王迫使您强加给我们的那次臭名昭著的涨价吗? 亚：……当你们的小麦、大米和食糖的价格涨了４倍，汽车的价格涨了两倍时，石油仍维持着４０年代末期的价格，使我们继续遭受着剥削，这难道是合理的吗? 法：亚马尼，你们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灾难…… 法：但是到了使用代替性能源时，我们将不再需要你们。 当亚马尼谈到阿拉伯世界自身的困难，“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另外，我们还缺水，我们……怎么说呢?”法拉奇幸灾乐祸，甚至是恶狠狠地来了一句：“像渴得要死的米达斯王。”甚至在采访的结尾，法拉奇仍然不依不饶。 法：很可惜，您的狡猾刻毒的微笑没有被我的录音机录下来。 (三)女权主义立场以及对女性政治家的偏袒使得采访的公正性大可质疑。 法拉奇的偏见不仅存在于政治立场的分野上，还表现在对不同性别的政治家截然不同的态度上。尽管法拉奇对自己被归入女作家的行列气愤不已，并宣称她厌恶女权主义者，但这丝毫不妨碍法拉奇在自己的作品中表明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与倾向。 在她的采访录中，男性政治家往往处境尴尬。法拉奇毫不隐讳自己把采访看做有情节、有故事内容的戏剧的观点，她用尖叫和争吵从男性政治家那里获取更多的事实与真相。而对女性政治家则不然，她和采访对象往往会很亲密，给人一种温馨、充满爱意的印象。 １９７２年法拉奇在耶路撒冷对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的采访持续了１４个小时。对这位坚持与阿拉伯国家对抗，有“中东铁娘子”，内阁中惟一‘男人’之称的梅厄，法拉奇是打心眼儿里佩服。那是“一见钟情”，一看到这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法拉奇就立刻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在采访记的前言中，情不自禁地夸她： “她使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代表这样一类妇女：她们平易近人，谦虚；她们从自己充满痛苦、烦恼和辛劳的丰富阅历中汲取了智慧。” 批评家们认为梅厄长得丑，常给她画讽刺画，但法拉奇却认为果尔达是个很美的老太太，而且是个百分之百的淑女。 法拉奇对同为女性，也许性格与自己有某种类似的梅厄夫人的那种脉脉温情使得采访的公正性无从谈起，她甚至没有向梅厄问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 同样的偏爱也发生在当代印度的真正皇后———莫迪拉·甘地身上。对于这个１９７１年在苏联支持、怂恿下成功肢解巴基斯坦的印度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法拉奇对她的从政能力推崇有加，与对巴基斯坦政坛新星阿里·布托的嘲讽形成鲜明对照。 法拉奇是一个极端敌视权力的人，为何对女性政治家却如此宽容和推崇呢?只要我们读一下日本著名记者下村满子对法拉奇的专访《人生每天都是壮丽的冒险》中的一段谈话，结论就不言自明了。 法：“我认为政治本来是女性的工作，女性可以比男性干得更漂亮。那是出于非常简单的历史和社会学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女性管理，指挥家庭的一切，而治理政府这件事，实际上同指挥一个大家庭没有什么两样。对于女性来讲，可以说是她们拿手的领域。第二，我坚信不疑本质上女性比男性贤明。” 作为活跃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际政治、外交新闻界的一个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获得极大成功，本人被誉为“世界政坛采访之母”。她的一次次采访是制造神话的过程，是某种仪式，这种仪式使得她一个一个地遭遇巨人歌利亚，并且一个接一个地战胜他。在公众的心目中，她的经历近乎神话，而她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在不断地重塑和强化着这个神话，凸现着一个为追求真理与自由而不惧死亡、正直无私的新闻工作者形象。 然而神话毕竟只是神话，神圣的光环终将褪去。或许，勇敢、坚韧再加上傲慢与偏见才是真实的法拉奇。
